【论文摘要】本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电影领域兴起的认知主义研究进行梳理，主要分析了认知主义取向在当今电影领域中的研究进展及未来方向。认知主义取向从经验出发，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结合生物因素及社会文化背景对电影问题进行研究，既拓宽了经典理论体系，又避免了宏大理论的弊端，开启了电影研究新时代。
　　【论文关键词】认知主义电影经验认知神经社会文化
　　电影研究中的认知主义转向起源于电影理论家对宏大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一般认为，“宏大理论”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占据电影研究界统治地位的各种主要理论，如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劳拉·穆尔维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均可归入宏大理论的范畴。（1）宏大理论深入探讨电影与人、与社会的关系，为我们理解电影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对这一理论展开批评，大致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以符号学为代表的宏大理论坚持以文本语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强调社会文化对电影创作及欣赏的影响，而过多忽视了影片内容与观众的主体能动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宏大理论倾向于先在地运用某种理论框架来解释电影的意义，其阐释方法本身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体系，其结论缺乏坚实有力的基础；第三，宏大理论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建立起来的，本身就不具备较强的文化普适性，而它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使其主观色彩更为浓厚，这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方面更显不足。总之，宏大理论忽视电影本身和观众的主体性，忽视观众真实的观影经验，使研究内容与现实出现极大脱节，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电影理论的发展。
　　与此同时，一种以经验—实证为特征的认知主义研究视角进入人们视野。认知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中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不断发展，现已成为一门包括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语言学、社会学、哲学等的跨学科、多方法的综合性研究视角，其共同基础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在过去近三十年，认知研究已经在艺术、文学、语言学、哲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人文和社会学科中有了较为显著的地位并取得丰富成果。在电影研究中，认知主义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从经验出发，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结合生物因素及社会文化背景对电影问题进行研究，既拓宽了经典理论体系，又避免了宏大理论的弊端，开启了电影研究新时代。
　　电影中的认知主义研究的萌芽可追溯到明斯特伯格和爱因汉姆。明斯特伯格的《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从日常知觉出发，结合格式塔心理学考察了电影影像感知的各个方面，从基础的深度感和运动感到更为抽象的推理推断等过程，为电影作为艺术的论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本著作既是电影理论的先声，也是认知主义与电影的第一次结合，标志着二者天然的内在联系。与明斯特伯格主要研究观众的影像感知不同，爱因汉姆的《电影作为艺术》更注重电影与现实的关系。他通过对现实和对影像的两种感知方式的本质性作比较，归纳出电影艺术的可能性，又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可以用来促使电影成为一门艺术的一系列电影技巧和工艺规程”。（2）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爱因汉姆的这本著作成为认知主义与电影结合的又一典范。
　　米特里的《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则是对经典传统理论的一个综合性重述并形成自己的体系。他运用心理学原理来研究电影，但有别于明斯特伯格和爱因汉姆对感知方式的关注，而是注重研究电影经验，即“将电影从它既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抽取出来，侧重研究影片在观众意识中造成的联系”，（3）米特里的这一对研究对象的描述已非常接近当代电影中的认知主义。以麦茨为代表的第一波符号学派则探讨用索绪尔语言方法来阐述电影意义的可能性，他们严格以对象为中心，揭示电影表达方式下的客观结构，但缺少对自发形成这种理解力的心理过程的探讨。而当后来他们开始寻求这方面的心理解释的时候转向了精神分析学，并没有注意到相关领域的认知革命。在《剧情片中的叙事》（NarrationintheFictionalFilm，1985）一书中详细论述了电影叙事与认知科学之间的联系，同时也标志着认知主义与电影的结合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一、当代电影认知主义研究
　　电影认知主义取向的共同点都是基于观众对电影的反应，然而就研究对象侧重的不同，目前二者的交叉点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着重于影片内容、美学方面的研究；其二重点探讨观众如何感知、理解电影，即电影经验的研究；其三是在认知视角下综合电影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重新对电影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进行探讨。
　　1．电影与认知主义
　　对电影美学方面进行认知研究的代表是大卫·波德维尔。他将观众看做积极的信息寻求者，在此基础上研究电影意义的建构过程，探讨结构和风格如何在电影叙事中发挥作用。注重观众的主体地位是其认知主义研究的出发点，而据此提出的中等层面理论、风格研究、电影诗学等主张，则主要是服务于电影本身，即影片制作中的一系列常规使得电影成为电影的过程。波德维尔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如在践行其中等层面理论时著名的“凝视”研究，对场面调度、画框、焦点、色彩控制、剪辑、音响等的风格研究，以及艺术作品如何构建起来以便达到某种效果和作用的诗学研究等。
　　另一些研究者则从更为实证的角度对电影的结构特点进行研究，如影片中的运动、拍摄角度、光与色彩分布等。詹姆斯·卡廷（JamesCutting）及其团队通过对不同类型影片的亮度和运动分布进行分析后得出，美国黑色电影的银幕中心并不比同时代其他类型的电影更为黑暗，而是银幕中心的周围更暗。（4）此外，卡廷还从历史角度对电影结构特点的发展变化做了研究。他对好莱坞1930—1950年间150部影片中运动的视觉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所有类型影片中帧与帧之间的视觉变化一直在增长，画面里有越来越快的运动，其中尤以动作片和冒险片增长最多，而剧情片稍少。（5）
　　以上关于电影内容、美学的认知研究，继承了经典理论时期明斯特伯格和爱因汉姆的传统，不过在研究范围及方法上均有实质性的突破。其领域由影片本身的探讨扩展到包括对电影发展历史变迁的研究，而在方法上则更注重科学实证，并结合认知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技术使电影本体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2．电影经验的研究
　　电影经验是指观众通过电影这种特殊媒介所获得的特定信息及情感体验，是电影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年来认知主义取向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电影学认知研究中，电影经验既是其他研究的基础，发展也最为迅速，已取得颇为丰富的成果。电影的主要目的之一就在于与观众产生互动，观众观影依赖视觉、听觉、注意、回忆、期待、情感、判断等诸多过程，同时还受所属群体“集体潜意识”式的影响。电影不是单纯地输出信息或符号，而是由观众主动参与建构的一种经验，这种经验由电影、人、社会文化共同塑造，因此是全面理解电影的最佳切入点。
　　波德维尔在对当今电影学认知主义研究进行总结时提出，电影经验的形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所能意识到的信息处理过程，如观影的环境和时间、观影过程中的情感反应，或在观影后主动寻找情节发展的目的和主题等；第二个层次是个人所无法觉察到的生物性因素，如观影时的生理反应、脑部神经活动等；第三个层次是超出个人层面的集体模式，这种群体的、文化的、社会的因素所形成的集体经验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我们对电影的认知与理解。（6）其中，前两个层面通常具有共时性且相互作用，因此也可将电影经验分为个人层面的认知—神经过程和超个人层面的社会文化影响两个主要方面。
　　电影经验个人层面的研究是目前电影与各学科交叉结合的中心领域，其研究方法存在两种趋势。以诺埃尔·卡罗尔（NoelCarroll）为代表的理论家偏重用哲学分析来论述电影与观众的特殊关系，而另一些研究者则结合心理学、认知科学等采用更为经验性的实证方法。如在探讨电影如何引起观众情绪的研究中，哲学家们经过严谨的论证分析，认为情绪是由于观众对叙事和角色的卷入而引起的，即观众随着电影情节的发展，对片中角色的关心成为其情绪反应的最主要原因。因此，观众的情绪反应植根于对片中角色所处情境的评估并与角色的意愿、期待等高度相关。在“电影、情绪和类型”一文中卡罗尔认为，“叙事电影的关注焦点是预先设定的，这些焦点同观众对所喜爱角色的预先态度一起，引起了观众的情感情绪体验”。（7）实验派则对这一结论或者说这种结论得出的方式抱怀疑态度，而他们更乐于采用实证研究所得的结果。格雷格·史密斯（GregMSmith）通过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个与卡罗尔完全不同的情绪诱发理论，认为电影所提供的情绪线索是观众情绪反应的来源，而非预先由叙事及角色来决定。（8）需要说明的是，结论的不同并不代表哲学分析与实证研究有根本上的分歧，二者均是从认知主义视角出发，是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二十年关于个人层面的研究中，认知神经取向已逐渐占有显著地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旨在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它不仅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电影引入了新的技术方法，而且为观影行为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生物学证据。一项较为著名的实验是哈森（Hasson，2004）等利用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技术对人们观影时的脑神经活动一致性进行研究，结果发现，特定电影能诱发观众大量的脑部活动，并且这种脑神经活动在不同观众间具有一致性，即电影确实具有某种程度的操控性。（9）在此基础上，哈森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对比了四段影像片段对观众脑神经活动的诱发程度，结果表明，随着影片内容、剪辑和导演风格的不同，这种操控性在程度上亦有所差异。（10）（11）（12）希区柯克的影片《断魂枪声》（Bang!You'reDead）诱发了最高的同步性（65%），其次是莱昂内的《黄金三镖客》（TheGoodthebadandtheugly）的45%，《抑制热情》（CurbYourEnthusiasm）引起的同步率较低，为18%，而研究者拍摄的华盛顿公园自然场景只有不到5%的同步率，四段影像fMRI结果如图1。由此可见，对影像诱发的脑神经活动进行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评估电影产品的吸引力。除此之外，Jacek等还发现，观众观影时的脑神经活动高低与大众评价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13）这些认知神经的研究成果不仅为电影的吸引力提供了一个量化的评估，而且也为影片的创作与市场宣发带来新的探索，同时也丰富了电影理论。当然此处要注意的是，这种评价并不涉及美学价值判断，也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电影，较低的操控性也可能来自导演的创作意愿，如巴赞就反对蒙太奇对观众的控制，而崇尚长镜头带来的自然与真实。
　　图1.观看不同影片时观众大脑活动的一致性
　　说明:图中A部分从左至右分别代表观众观看《断魂枪声》（上左）、《黄金三镖客》（上中）、《抑制热情》（上右）与华盛顿公园自然场景（右下）四段影像时的脑神经活动一致性的区域；图B部分以柱状图形式分别表示四段影像引起观众脑神经活动的一致性程度，依次为《断魂枪声》《黄金三镖客》《抑制热情》和自然场景。
　　关于电影经验形成的超个人层面即社会文化的影响，一直以来是跨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长久以来，文化差异多存在于对现象的描述中而未有证实。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根本性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类认知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普遍性的、相似的，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我们的生活习惯、感情表达等方面，而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我们个体或社会经验的获得方式。由此，不同文化认知方式的比较就成为认知心理学兴起后首先关注的重点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果。近些年几项有代表性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的认知方式确实因文化影响而有所不同，如西方文化中人们的认知方式更倾向于“分析式”，即比较习惯以种类、规则的方式来认识事物，而东方文化下，人们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背景。（14）
　　不同文化背景下认知方式的不同为社会文化对电影经验的影响提供了心理学证据，同时为进一步探讨展开可能，比如这种认知方式的不同在何种程度上影响观众对影片的叙事推理、角色卷入、价值判断等。但就电影领域本身来讲，目前这一方面的相关研究还鲜有出现，跨文化研究多数仍为对电影内容美学的分析，其阐释仍停留在较为理论的层面，未有实质性突破。而相关成果分散在心理学、社会学等的文化比较研究中，且多是关于认知行为、人格特点等的探讨，虽可作为电影研究的证据与出发点，但针对性较弱，因此，聚焦于电影经验社会文化层面的认知研究将是今后电影学亟待发展的一个方向。
　　3.电影与社会文化
　　电影的最大特点是“群众性”，电影由于其商品属性必须考虑到观众的要求，因此比其他艺术更能够反映一个民族或时代的精神特征。相应地，有关社会、文化与时代问题也是电影研究中不可回避的课题。认知视角下电影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电影这一途径来揭示民族、社会、时代等的集体特征，从研究对象来讲，这与宏大理论有很大相似性，但二者在方法论上截然不同，后者是理论为先，自上而下阐释电影的意义，而前者则以客观对象为出发点，结合实证研究，自下而上得出结论。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认知主义与宏大理论并非无法相容，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全然封闭的，都有修正和发展的过程，虽然二者在研究理念上存在根本分歧，但并不妨碍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对方有益成果，以完善或开拓自身。与前两个研究方向相比，电影与社会文化关系的认知研究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同时因社会文化的探讨涉及范围较广，因素众多，对研究对象及方法的适宜性和操作性具有较高要求。目前此方向研究成果还多散落在社会经济、政策、媒介传播等研究中，而在电影认知研究中尚未形成具体的研究方向，应是此后的一大突破点。
　　二、评价与展望
　　电影认知主义是实证的，但不是实证主义的，正是这一特点赋予其蓬勃发展的巨大潜力。一方面，它的实证精神得以借助心理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方法优势和前沿成果，拓宽自己的研究视角和领域；另一方面，非实证主义的特点又使其能与众多艺术、人文、社会学科充分融合，取得丰富且新颖的研究成果。如之前在对情绪的探讨时曾提到实证研究与哲学分析两种趋势，虽然结果不尽相同，但二者并未针锋相对，而是相互融合，共同发展。认知主义从现实出发，吸收哲学的理论养料从而提出问题，证实或证伪。而哲学分析常对实证结果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以判断是否将其纳入已有的框架之内，从而将已有理论升华，产生量变或质变。二者的这种共生关系，也是当今认知主义与众多人文学科关系的典型形态。认知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视角出现在电影理论研究中，因其研究对象的客观性、方法的综合性及领域的包容性，目前已渗透在电影研究的各个方面，同时随着心理学、哲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相关学科的飞速发展，认知主义也正以日新月异的姿态为电影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目前的认知研究多集中在影片内容、美学及心理意识内容的分析中，对社会文化方面的探讨还较为初步，如之前提到的关于电影经验塑造的超个人层面和电影与社会关系方面的问题等，这方面成果目前还多存在于心理学、社会学等研究中，未来可尝试以这些相关学科的实证结果为基础，对此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对电影与社会文化关系的把握，不仅能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依据，而且能以新的视角对当前大众文化进行分析，从而为新媒体、文化传播、电影市场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问题提供新的探索途径。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随着脑成像技术的不断成熟，认知神经科学与电影的结合有着广阔前景。除前述可通过观众脑神经活动评价商业电影吸引力之外，还可研究观众对不同视、听、运动、视角、剪辑效果的脑部区域活动的变化，为电影美学研究提供依据，从而指导创作实践。此外，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可使人们了解电影与观众产生互动的生理基础，这将使诸如情绪情感、移情、心理潜意识等独具魅力的艺术现象的探讨得到实质性的飞跃。同时这些成果内容本身即可应用于电影创作，更使电影在内容及类型上获得极大突破。
　　此外，除积极开展电影本领域的认知研究外，我们也需要对电影及电影之外的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系统的整理。一方面，认知主义起源于心理学，后发展为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其研究成果在几十年的发展中分布在各个学科，其中有很多与电影关系极其密切，但并未以电影视角得以借鉴和阐释。能否较好地利用这些前人成果，将是我们顺利开展电影认知研究的关键。另一方面，电影认知研究最初是以方法论视角出现在电影领域，近几十年虽然发展迅速，但成果多停留在具体的问题，较为分散，而关于其本身的研究体系目前还未有共识。随着此方向研究的日益成熟，我们迫切需要探讨较为完整的理论或研究体系建立的可能性，而对相关成果的分类以及系统、深入地整理与思考就成为必要前提。
　　认知主义电影研究对中国电影发展也有着深远意义。李少白先生早在90年代就在《做点电影思维学的研究》中强调了电影思维研究的重要性：“对于电影思维现象的研究，应提到日程上来。??它可以帮助整个电影学科体系的建立和科研水平的提高。而且也会帮助电影实践的丰富和发展。”（15）如今，在中国电影发展前所未有的繁荣阶段，此方面研究更显重要。首先在理论上，认知主义避免了宏大理论的弊端，一方面拓宽了我国电影研究视角、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也给予中国特色电影研究更多的实证支持与坚实基础。第二在实践上，在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大背景下，电影经验研究对影片创作、推广宣发、电影市场发展等方面有很强的指导作用，有益于电影产业健康繁荣发展。第三，此领域研究将极大促进我国电影“主体”建构，而要将个体询唤入这一空位，其中的重要一环在于内在视角的建立。正如罗蒂对笛卡尔哲学的分析时所言，“在笛卡尔的模型中，理智审视以视网膜像为模型的实体??按照笛卡尔的理解（它成为‘近代’认识论的基础），是表象存在于‘心’中”。（2）这一认识机制正有类于基于小孔成像原理的“相机暗房”（thecameraobscura），一道认识之光从一特定的主体/视点（I/eye）发出，映射在客体身上，由此成像于与外在世界相对的内在意识。这既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范式模型，也是近代视觉艺术的内在逻辑。如阿尔伯蒂在其开创性的《论绘画》中说到，画家（或一般意义的观察主体）处于一束“视觉射线”的中心，他的视线“好像从一点向外射击的形成的直射线一样，落在当前物体的表面上”，而一幅绘画就是由此形成的视锥的一个截面，画家无论在字面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是艺术作品的内在源头。（3）在这一意义上，近代认识论哲学与近代视觉艺术具有着同构性，哲学观念与视觉艺术在此共同塑造了现代化的观看之道，一种“视觉认识论”（ocularepistemology）。
　　与文化的世界传播。它使电影理论脱离了西方话语体系的束缚，并以实证基础根植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为民族理论的发展与崛起提供重要支撑。同时，因其方法的客观性，研究成果在具民族性的同时又有世界普适性，是中国电影及文化与世界沟通、传播的重要手段。